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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此書，一再讓我想起陷入藍綠相爭的台灣政治與民主運動。法農所關切的「如何生活在『二地之間』，又，所有的人為了成為人，如何能領會，並承擔這樣的二地之間。『我並不等同於我的根源，我不棄絕它，但我做為主體的命運卻把我推向他方』」，不也是我們現今的議題！？……我們的家園，在全球化浪潮裡恐懼著被世界政治不斷的邊緣化，又同時搖擺著自己的國家認同，台灣的讀者或可與我ㄧ樣，從法農的書寫與薛爾齊的這本作品裡得到新鮮的啟發。——呂旭亞（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所助理教授） 1961年，年僅36歲的弗朗茲．法農病逝美國，隨後下葬在阿爾及利亞土地上。不論何時何地，提起法農，總像冒險探向未知境地。可能是疑惑的探詢：「他是誰呀？」也可能是緬懷與尊崇：「他的著作帶給我莫大的啟迪！」他既非切˙格瓦拉，亦非沙特或卡繆，但無法否認的，是他那自身體出發的語言，撼動了所有他者，持續影響不同族裔的每個世代。1952年，法農寫下了震驚黑人世界與歐美知識份子的經典之作《黑皮膚，白面具》。曾被西蒙．波娃喻為當代最傑出人物之一的他，在二十世紀中針對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壓迫者∕被壓迫者關係、發展中國家的未來等諸多議題，所提出的警示和解讀，行至今日，既映照著當前時事，更印證了他奮力捍衛的思想價值。 作者薛爾齊是法農生前的好友兼革命夥伴，她試圖描繪一幅肖像，引領讀者對法農及其思想有更深入的認識：在里昂攻讀精神醫學；將社會治療法引進精神病院；因目睹殖民地悲慘情狀，投入阿爾及利亞革命運動，搖身成為提倡非洲團結的頌揚者；1961年罹患白血病時，仍奮力撰寫《大地上的受苦者》……這就是法農──活力充沛、朝氣蓬勃，時而愛笑、時而憤慨，但永遠在行動之中。 作者簡介 艾莉絲．薛爾齊（Alice Cherki） 猶太裔精神科醫師、精神分析師。一九三六年生於阿爾及爾。曾在布里達醫院擔任法農實習醫師，積極參與阿爾及利亞獨立抗爭運動。一九五七年，法農被殖民總督驅逐出境後，薛爾齊接受法農之邀前往突尼西亞，持續參與精神醫療體制與殖民政體的改革。阿爾及利亞獨立後，跟許多猶太人一樣，被迫離開家族紮根安身數世代之地。一九六五年，定居法國。曾與法農在政治、心靈雙重層面並肩作戰的她，想是在法農的鼓吹下踏入精神分析領域。長年在巴黎專職精神分析，特別從事移民、移民後代、異鄉人等「流亡主體」的臨床研究。多次以主體被迫對自身歷史噤聲所造成的心靈衝擊為題，參與不同期刊的編輯工作。除本書外，主要著作有《無形的疆界》（La fronti?re invisible，El?ma，2006）；合著著作有《重返拉岡？》(Retour a Lacan ? Fayard，1981)、《阿爾及利亞的猶太人》（Les juifs d，Alg?rie，Scribe, 1987)、《我的父親》（Mon pere，Ch?vre feuille etoilee，2007）《這曾是他們的法國》（C’etait leur France，Gallimard，2007）。

第七章 法農生命的最後一年

一九六○年十二月底，法農返回突尼斯，和家人一起過年。他很疲倦，而且整個人都瘦了一圈，於是，決定到朋友兼同事的生物學家夏爾勒．澤哈（Charles Z?érah）的實驗室接受例行檢查。一次簡單的血液檢驗。法農自己去取檢驗結果：白血球數一萬八千。他是醫生，立刻就明白這數字代表的意義：白血病。在那個年代，突尼斯的醫療中心佔地不廣，手裡還拿著檢驗報告的他，在走廊上遇見了幾個朋友—夏爾勒．傑洪尼彌和修雷夫婦—他立刻對他們宣布了這個消息。當天晚上，未事先打招呼，他帶著歐立維到曼紐耶龍家吃晚飯，嚷著要吃一頓豐盛的大餐。趁孩子們到一邊玩的當兒，他對朋友表示，「我有個滿精采的消息要告訴你們。」便說了自己的病。見到他們大驚失色，他接著說：「不要做這種表情，你們必須幫助喬西。我自己會用大腦皮質捍衛自己的。」然後，他在高腳盤裡看見一顆有點乾癟的蘋果，半開玩笑地品頭論足道：「這蘋果臉色很難看，肯定是得了白血病。」這是他唯一在言談中影射這項駭人消息的一次。向主人告辭的時候，他對瑪莉—珍說：「我會需要您的協助……是為了一本新書。」

診斷有了明確的結果。是白血病中最嚴重的類型之一：髓細胞性白血病。消息傳遍突尼斯，引發一片惶恐，尤其是在阿爾及利亞圈子裡。不論交情深淺、關係遠近，曾發生過什麼政治或個人衝突，現在最重要的，是必須動用一切管道治好法農，或延長他的壽命。每個人都竭盡精力找辦法，但場面混亂到極點。馬提尼猶記，當時，大家準備動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就算要把他送到月亮上去也在所不惜。送他到莫斯科的決定是怎麼下的？為何不送他去大不列顛、瑞典或瑞士？

馬提尼認為：「這不只是一個政治或情感上的選擇，當年，我們以為蘇聯在治療醫學方面的水準，應該和他們當時舉世居冠的預防醫學並駕齊驅，或者，可媲美他們在探索太空方面的高科技水準。結果是大錯特錯，因為蘇聯從來沒有把治療醫學視為優先發展的領域。無論如何，這個不治之症的預後診斷，到哪個國家都改變不了。」於是，法農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出發前往莫斯科。數星期後返回，體重增加了，白血球的數量顯著降低，蘇聯的醫師向他保證五年內不會復發。他去看過歐洲最精銳的專家，他們也是這麼說的。回來以後，法農向馬提尼表示，蘇聯的各種成就令他印象深刻。可是，在跟我談到他所察覺的蘇聯社會現實時，態度就批判多了，他說：「蘇俄人和烏克蘭人，把車臣人、甚至包括喬治亞人，都當成野蠻人看待。」此外，教他懊惱的是，以他的健康狀況為藉口，他們不願授權他正式會見蘇聯的精神科醫生。而他唯一能夠參訪的那家精神醫療機構，實在讓他不敢領教。他批評道，他們全面採用禁閉，沒有開放式的醫療部門。然而，對蘇聯的情形作更進一步的分析，並不是他最關切的事務。他有更多更緊急的事待辦。從此，他的時日有限，但是，他完全不想改變他的生活。

其實，知道自己命在旦夕以後，法農曾要求加入境內的游擊隊。他寧可把命豁出去、戰死沙場，也不願死在病榻。他要跟其他人一起，而不要孤單地死去。包括他的朋友烏謝狄克在內，沒有一個阿爾及利亞人把上山加入游擊隊的請求當真。相反地，大家都希望盡最大的努力讓他活下去。曾經為他的不妥協、具攻擊性而責怪過他的人，現在發現他勇敢、清明、殷勤的一面。就連曾經誹謗中傷他的人都了解到，早先被他們解釋成嗜權力慾的態度，原來是一種認為自己有左右事情走向的能力、因而「過分地」扛起責任感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