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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煤大省 保煤運動
“我在山西搞煤。電廠要消化煤電互保的任務量和高煤價，就得搞些便宜煤對沖，不然廠子就完蛋瞭。”某央企發電集團河南分公司燃料部負責人在電話中一直強調，“不能寫企業名字，企業得罪不起地方政府。”5月至今，該負責人經常輾轉於“三西”（山西、陜西、蒙西）地區。其奔波的背影後，是一場地方政府拯救日益疲軟的煤炭市場而掀起的“保煤運動”。5月1日，河南率先實施“煤電互保”政策，即實行本省發電機組采購本省電煤量和“發電基礎電量”掛鉤的制度。具體操作方法為，根據發電單位基礎電量占全省比例分攤確定基數，超基數采購1萬噸省內煤炭，獎勵1000萬度基礎電量；少采購1萬噸省內煤炭，扣罰1200萬度基礎電量。緊隨其後的是安徽。該省國資委正式向各省屬企業下發瞭《關於進一步深化省屬企業合作發展活動的通知》，明確指出在煤炭合作領域方面，各煤炭消費大戶及各主要電廠，要加強與該省的淮北、淮南礦業集團等煤企對接銷煤。產煤大省山西，除瞭醞釀通過公路限制外省煤炭入晉，還將省內的山西煤銷集團與山西國際電力集團進行瞭拉郎配式的戰略重組；山東等產煤省份也在考慮實施“煤電互保”，拯救處境日窘的本省煤炭企業。今年原本是電煤價格並軌的“市場化元年”，但這場地方政府發起的救市之舉，給瞭改革當頭一棒。但煤電互保本身卻說易行難。其要面對政府部門之間、煤電行業之間及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多層博弈。即使是煤電互保的始作俑者河南，主管部門之間也“互踢皮球”、無人牽頭。煤企與電廠，則既不互信，亦不相信政府。政府一次次“救市”，行政幹預痼疾一次次加深。煤炭行業急轉直下從2012年四季度開始，河南省四大煤業集團之一的鄭煤集團，陷入瞭產銷失衡、庫存增加、虧損擴大的泥潭。今年1月至5月，鄭煤集團煤炭累計銷量584.83萬噸，同比減少81.65萬噸，導致主業虧損1.8億元。納入合並報表的18傢直管礦井一半虧損，兼並重組的礦井仍在停產；36傢地面經營單位，亦是半數虧損，虧損額達3000萬元。鄭煤集團有約7億元的應收賬款未回收，還出現大量承兌匯票。今年集團的到期貸款、認購鄭州煤電(600121,股吧)(600121.SH)增發、安全費用、項目投入等，預計共需資金超百億元。鄭煤的窘態，僅是河南乃至全國煤炭行業的一個縮影。由於國內外經濟走勢和能源結構的巨大變動，中國煤炭行業在“黃金十年”之後急轉直下。中國煤炭工業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煤炭產能已達40億噸/年，而實際需求量至多35億噸，每年均有5億－7億噸的過剩產能。2013年上半年，中國煤炭全行業平均利潤同比下降近50％，多數重點煤炭企業平均利潤同比下降80％。其中，“一哥”神華的上半年平均利潤下降瞭近20％。海外資產較多的山東兗礦集團，今年一季度虧損約20億元。“煤炭行業必須吞下前些年自己釀成的苦果。”兗礦集團戰略研究院院長牛克洪說，“煤炭產能急劇釋放，投資額度卻絲毫不見下降，2012年達到瞭5268億元，相當於整個‘十五’期間投資額的兩倍。”牛克洪認為，除宏觀經濟下行、煤炭需求下降外，“黃金十年”中煤炭產業超量投資和重組所導致的產能過剩，是更主要的原因，“煤炭行業此次面臨嚴峻危機，市場呈現L形走勢，短期內不可能有根本性好轉。”北美頁巖氣革命所導致的全球能源結構巨變，也被認為是主要影響因素。“頁巖氣革命後，從2012年到2013年，全球能源結構進入瞭豐富化、低成本化時代，導致全球煤炭行業的衰退。美國煤炭消費量從每年9億噸下降到7億噸，中國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也由70％下降到50％。”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研究室主任錢平凡稱。一傢美國大型煤炭集團的高管甚至擔心，此輪衰退將成為煤炭退出歷史舞臺的前奏。在中國受影響最大的，除瞭煤炭主產地的“三西”地區外，首推河南、山東等有一定產煤規模的省份。鄭煤集團黨委常委崔書平，將河南煤炭企業的困難總結為三方面：“西電東送”的影響，“三西”煤炭的南下沖擊，進口煤搶占市場。他認為，“西電東送”每年會替代掉河南4000萬噸的煤炭，而河南每年煤炭產量也隻有1.2億噸；進口煤對中國市場的影響，則比以前更加深入，從東南沿海登陸後，可沿長江而上，直接沖擊湘鄂贛這些河南煤炭原有的銷售市場。“三西”煤的沖擊則最大。崔書平認為，“三西”地區煤炭開采成本遠低於河南，一個年產量近2000萬噸的煤礦用不到1000人，而河南同樣產量的礦山可能需要7000人－8000人。“他們的噸煤開發成本可能僅有百元，而河南等地需要300元左右。”一位資深電力專傢認為，諸多煤企所列舉的困難“有言過其實之嫌”。煤炭行業從2003年到2011年的總利潤為1.5萬億元，僅2007年到2011年的利潤就有1.3萬億元；而同期電力企業利潤不足4000億元，2007年到2011年，電力企業的利潤僅有1700億元。“現在煤價掉到500元－600元/噸，相當於當初的重點合同煤價，這是當時發改委制定的相對均衡的價格，不會大虧大賺。”該電力專傢認為，“煤炭行業遠未到哭窮的時候，這些年掙瞭1萬多億元，都幹嘛去瞭？”中國煤炭貿易專傢黃騰也認為，現在的煤價僅是“黃金十年”的高煤價擠出瞭“非正常成本”後的水平，“這種擠泡沫的時間會很長，煤價還有相當長的下降走勢”。在崔書平等煤炭界人士看來，煤電互保類似於煤企和電企之間的“江湖道義”，“煤電從來是一傢，當年煤價高的時候，我們響應號召全力保電；現在煤企遇到困難，電企也應來幫我們一把。”更重要的是，由於發電企業多為央企，而煤企多屬地方支柱企業，對本省經濟穩定和利稅貢獻較大。因此地方政府必須拯救煤炭、犧牲電力。“河南的經濟主要是兩架馬車，一個是煤炭，一個是電解鋁。電解鋁已經趴下瞭。如果煤炭再倒下去，河南經濟基本就癱瞭。”河南一官方人士稱。出力不討好煤電互保之所以能得以運轉，在於地方政府對省內電廠發電小時數的審批權。電網的各省子（分）公司，會在年初制定好本省的發電計劃和發電配額的分配計劃，然後上報各省發改委審批。憑此，地方政府可根據電廠對本省煤炭購買任務的完成情況實行獎懲。這一框架存在多層博弈，使得煤電互保運轉的基礎並不牢固。據《財經》(博客,微博)記者瞭解，河南並未就煤電互保下發文件。無論政府部門還是煤企、電企，對該政策的執行依據，僅為省內會議上的口頭傳達。此外，河南煤電互保也沒有固定的牽頭機構。河南省發改委能源局一位相關負責人稱，省政府為煤電互保成立瞭一個專門的、臨時性機構，即“煤電互保小組”。該小組在省政府有專門的辦公地點，並未設在發改委內，能源局與該小組並無直接工作關系，因此不瞭解該小組的具體運轉情況。“我們隻發愁省內煤賣不出去，管不瞭那麼多協調的事情。”河南省能源局一人士建議，“此事應詢問省工信廳。”煤電互保小組也未設在河南工信廳。負責承擔煤炭行業管理的該廳運營管理處工作人員稱，工信廳不可能牽頭煤電互保工作，即使是臨時性的機構也不可能。“我們在煤炭方面的工作，向來都是與發改委能源工作辦公室聯合辦公的，怎麼可能由我們來牽頭和協調？”在企業層面，電企固然對此詬病不已，但煤企竟然也不買賬。鄭煤集團崔書平認為，煤電互保實行一段時間以來，對鄭煤並未起到積極作用。“其實煤電互保根本限制不住電廠買省外的煤炭，而且我們也無法賣給他們高價煤——我們賣的超過瞭市場價格，電廠肯定不會買，政府又沒有文件規定電廠非要買。”河南正在迎峰度夏，需要發電行業的保障。如果政府真的因電廠未完成本省煤炭采購任務量就減少其發電配額，顯然不利於保障夏季用電。因此，“少采購1萬噸省內煤炭扣罰1200萬度基礎電量”的懲罰，恐將難以真正執行。有專傢指出，河南甫一實行煤電互保，周邊等省的煤價應聲而落。若長期實行互保，將大大拉開河南與周邊省份的差價，不利於河南煤企提高競爭力。對於煤企提出的“江湖道義”，部分電企不以為然。上述發電央企河南分公司燃料部負責人稱，比較市場均價，煤電互保將河南煤價抬高瞭60元/噸－70元/噸。“我們雖是央企，在省裡卻屬於典型的弱勢群體，實際就是一個被考核、被貢獻的單位。”一些電企覺得煤電互保的獎勵措施有名無實，譬如超基數采購1萬噸省內煤炭獎勵1000萬度基礎電量。按電廠人士的解釋，該獎勵暗含玄機。這實際是對年初額定發電量的二次分配。所謂獎勵，並非獎給額外的發電配額，而是從全省的總配額中先抽出一部分，比如三分之一，然後等所有電廠都完成購煤任務後，將所抽配額以獎勵的形式再分配給電廠。“就好比一鍋米飯是額定的，不可能額外獎給你一碗，隻是把這鍋飯重新分一下而已。”河南電企在完成本省約50％－60％的購煤任務量後，紛紛想辦法到鄰近的山西等省購買低價煤，對沖被地方政府抬高的成本。亦有河南電企對地方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他們認為，若“煤電互保是短期幹預也可接受”，央企協助地方政府維護經濟穩定亦是社會責任。集中代表電力行業利益的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一直在跟進整個事態的發展，並不斷向主管部門“告狀”。該聯合會副秘書長歐陽昌裕稱，煤電互保是對市場化改革開倒車。反對這一做法，是整個電力行業的共識。歐陽昌裕稱，“地方政府可以控制電廠很多東西。它不直接出文禁止進口外省煤炭，但卻會給你設置障礙，讓你進不成或進不起，據我瞭解這些情況都是存在的。”全產業鏈改革盡管褒貶不一，但《財經》記者采訪的大多業內人士認為，煤電互保應屬短期行為。從體制改革角度看，政府在產業政策制定中的“政治經濟學思維”，是行政幹預屢次回潮的根源。“煤電互保”與老套計劃經濟思路“煤電聯動”乃同根同源，即采用行政手段、平衡煤電利益。牛克洪對該做法的評價是“各方割據，畫地為牢”。他的藥方是，煤礦項目“該退的退，該緩的緩，該調的調”，“當前凡能真正做強的煤企，必不是單一挖煤，一定是多元化發展”。“市場講的是優化配置和效率，政府講的是利益平衡和可行，所以中國的政策結果都是政治和經濟的折中——這辦法不好，但各方易接受。”錢平凡稱。正因這一慣性思維，每當市場發生波動，中國各級政府和企業都會不由自主“走回老路”，使資源行業市場化的歷程異常艱辛。早在2002年，國務院即決定對電煤實行市場化定價。2004年，開始逐步取消電煤政府指導價，鼓勵供需雙方自主協商交易，但計劃色彩仍未褪去。從2005年開始實行的煤電聯動，確定瞭煤、電之間利益分配的原則和程序，但執行得很不到位；2006年底，國傢決定取消延續50多年的煤炭訂貨會，改為僅一天的視頻會議及一周的煤炭合同匯總會， “計劃煤”被 “重點合同煤”替代，政府對電煤價格的幹預進一步弱化。但行政幹預和價格管制並未就此結束。2011年的煤價大幅攀升，導致國傢發改委在當年11月底發佈瞭限價通知，將合同煤價格漲幅控制在5％，對市場煤實行最高限價，5500大卡的電煤平倉價最高不能超過每噸800元。煤炭“黃金十年”的結束，為煤炭市場化改革提供瞭良好契機。今年初，中央政府抓住機遇最終實現瞭電煤價格並軌。然而僅僅數月，行政幹預煤炭市場的煤電互保就密集出籠。錢平凡指出，煤電互保開倒車的原因，是此前電煤市場化改革本身即不徹底。“沒有下遊電力市場的改革配套，煤市改革註定無法真正有效。”隻有深化“煤—運—電”全產業鏈市場化改革，才是“救市”良方。“發改委應放開電價，讓它該降就降，該升就升，這才是核心問題。”錢平凡稱。var page_navigatio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page_navigation');if(page_navigation){ var nav_links = page_navigation.getElementsByTagName('a'); var nav_length = nav_links.length;//正文頁導航加突發新聞 if(nav_length == 2){ var emergency = document.createElement('div');emergency.style.position = 'relative';emergency.innerHTML = '
新聞來源http://news.hexun.com/2013-07-15/1561484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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