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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期望降低

六○年代的奔放熱情還未消褪之際，使那熱情得以出現的獨特環境就已永遠逝去。有史記載以來最富裕的十年過去之後不到三年，戰後的經濟榮景就畫下句點。西歐的「光輝三十年」退位，取而代之的是通貨膨脹和成長率下滑的時代，伴隨著普遍失業和社會不滿。六○年代的激進人士，大部分和他們的追隨者一樣，放棄了「革命」，轉而憂心起自己的飯碗。有些人走上暴力對抗；他們所造成的傷害——和他們的行動招來的政府反應——引發對西方社會「無法治理」狀況憂心忡忡的議論。事實證明，這類憂心是過慮了；在壓力之下，西歐體制表現出的韌性，超乎許多觀察家所擔心的。但戰後頭幾十年的樂觀——或錯覺——將成為絕響。

經濟成長放慢的衝擊，在兩項外來打擊把西歐經濟嚇得猛然停擺時，才開始被人感覺到。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美國總統尼克森片面宣布美國將放棄固定匯率制。自布雷頓森林會議以來一直作為國際貨幣體系基石的美元，此後將對其他貨幣浮動。這一決定的背景，乃是越戰帶來的龐大軍費負擔和美國聯邦政府日增的預算赤字。在這之前，美元與黃金掛鉤，而華府日益憂心美元的外國持有者（包括歐洲諸國的中央銀行）會出脫美元換取黃金，耗掉美國的儲備。

讓美元浮動的決定，從經濟上來看並不理性。既然選擇在地球的另一邊打一場成本高昂的消耗戰——並以借來的錢支應該戰爭的開銷——美國就不可能指望將美元維持在固定且價值愈來愈被高估的匯率上。但美國這一舉動還是令人驚駭。如果美元變浮動，那麼歐洲貨幣必然也跟著浮動，在這情況下，戰後精心打造的穩定貨幣制度、貿易制度也會岌岌不保。二戰結束前為建構一受到控制的國際經濟網絡而推出的固定匯率制度壽終正寢，但會由什麼來取代？

經過幾個月的混亂、美元接連兩次貶值和一九七二年英鎊的「浮動」（終於不光彩且嫌遲地卸下其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個古老且沉重的角色），一九七三年三月，在巴黎召開的會議，正式埋葬了在布雷頓森林會議所費力打造的金融協議，同意建立一新的浮動匯率制度取而代之。這一自由化措施的代價，可想而知，就是通貨膨脹。一九七一年八月美國這一舉措（和接下來美元貶值）之後，緊接著的一段時期裡，歐洲諸國政府希望阻止預期中的經濟衰退，於是採取刻意通貨再膨脹的政策：允許銀根放鬆、國內價格上漲、本國貨幣貶值。

在正常情況下，這一有所節制的「凱因斯式」通貨膨脹可能管用：對於價格上漲這一觀念，只有在西德存有源自歷史而根深蒂固的厭惡。但美國撤出美元計價制度所造成的不確定性，使貨幣投機活動愈來愈猖獗，而針對浮動匯率制度達成的國際協議無力約束這一投機活動。這一現象反過來使個別政府難以如願操縱本國利率、維持本國貨幣的幣值。諸國貨幣貶值。而隨著貨幣貶值，進口成本也揚升：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三年，非燃料的大宗商品的全球價格成長了七成，糧食價格則成長了一倍。就在這已然不穩定的情勢下，國際經濟遭遇一九七○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中的第一次打擊。

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猶太曆的贖罪日，埃及、敘利亞出兵攻打以色列。不到二十四小時，阿拉伯諸石油輸出大國即宣布打算減少石油產量；十天後，它們宣布對美石油禁運以報復美國支持以色列，並把油價上漲七成。贖罪日戰爭以十月二十五日以埃停火收場，但阿拉伯人對西方支持以色列的失望心情未稍減。十二月二十三日，諸產油國同意再調漲油價。這時油價已比一九七三年開始時漲了一倍多。

欲正確評估這些發展對西歐的影響，就得記得，在這幾十年經濟成長期間，油價幾乎始終沒有變動，與現代工業經濟所倚賴的其他主要的大宗商品不一樣。一九五五年，一桶沙烏地輕原油——衡量基準——要價一．九三美元；一九七一年一月也只要二．一八美元。鑑於那段期間不算太大的價格膨脹，這意味著從實質角度來看石油其實變得更便宜。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前，一九六○年成立的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大體上形同虛設，無意逼迫其主要產油國以自身的石油蘊藏當政治武器。西方習慣於取得容易且特別廉價的石油——漫長繁榮時期的重要推手之一。

從歐洲經濟日益倚重石油，可看出油價飆漲的影響何等巨大。一九五○年，固態燃料（煤和焦炭占絕大多數）占去西歐能源消耗的百分之八十三；石油只占百分之八．五。到了一九七○年，分別變成百分之二十九和百分之六十。一九七三年義大利的能源需求，四分之三靠進口石油滿足；葡萄牙則是百分之八十。因為在北海新發現石油蘊藏而有一段時間變成自給自足的英國，到一九七一年才開始產油。五○年代晚期和六○年代消費者的猛增，大大提高了歐洲對廉價石油的依賴：西歐道路上數千萬輛新車靠煤跑不了，靠這時由核能生產出的電力——特別是在法國——一樣動不了。